九一文学

附 瞿林东教授访谈录（第2页）

问：您为什么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这样浓厚的兴趣？中国史学史研究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在您的学术生涯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答：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报考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时，还有一些盲目性的话，那么这20多年来，我自身的经历是和中国史学史密不可分的，它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间，选择中国史学史研究作为我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个信念我从来没有动摇过，更没有后悔过。这不单单是对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发掘、整理、继承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的一种责任，旨在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是为了有益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运动的发展与进步，这是史学工作者的时代感和使命感的体现。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得到过许多师友的帮助和提携，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导师白寿彝先生。从读研究生开始，特别是1981年到史学研究所工作以来，我所受到的白先生的教诲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白先生非常重视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这是他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追求。在这个问题上，白先生给我极深刻的教育。他提出这样一个论点：我们首先要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同时，我们也应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我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很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论上的坚定信念和创造精神相结合，是对待理论指导的辩证态度，是理论上有活力的表现。第二个方面，是重视发现新问题。白先生认为，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对于读书、治学、写文章，他都强调发现、提出、说明新的问题。因此，他从不固守已有的成果和见解，一旦有了新的认识，即以其补充甚至修正过去的认识，他认为这就是发展。不囿于前人的成见，固然不容易，不囿于自身的成见，就更不容易了。这种治学态度，总是催促着自己自我更新，不断进步，永无止境。第三个方面，是重视文章表述的平实和精练。白先生不赞成烦琐的考证，认为选用最关键的材料才是真正的功夫所在；他也不赞成猎奇和对于孤证的夸张，认为一般说来，还是要靠基本材料来说明问题。他主张力戒浮词，同时也不赞成刻板，提倡准确、凝练、明白的文风。

此外，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即史学工作同社会的关系。白先生始终恪守这样一个信念：史学工作者应当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这是史学工作者的时代使命，也是史学工作者自觉地参与当前的历史运动的重要途径。他的这些话，表明了史学工作的社会价值，也表达了史学工作者的时代意识和历史责任，至今仍言犹在耳，铭刻在心。

总之，不论是治学还是做人，我从白寿彝先生那里所得的教益是深刻的，难忘的。虽然我自己做得很不够，但我始终非常珍惜这些教益，并不断地努力去做得更好一些。

问：您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旨趣和准则是什么？您能否谈谈您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方法？

答：我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旨趣和准则是在研究工作中不断明确、不断锤炼起来的，可以做这样的初步概括。一是旨在发掘、总结和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丰厚优秀遗产，用以自觉地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在保持史学发展连续性的前提下，继承和创新，是庄严的历史任务。二是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史学遗产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释中国史学遗产，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新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取得民族的形式——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而使其达到民族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三是坚持史学同社会的密切联系，即史学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产物，而又反作用于社会，影响历史的发展。因为中国史学所蕴含的丰富的经验与智慧，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有利于当前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具体地说，史学可以使今天的人们把自己的视野延伸到遥远的过去，再从遥远的过去来审视现实，进而投向未来，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极大地丰富起来，在自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结合的基础上，焕发出更多的期望、**、智慧和勇气，在当前的历史运动中发挥出更大的才能和创造精神。重复地说，史学所反映出来的改革进取精神、民族凝聚意识、忧患意识和重视历史智慧等优良传统，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都具有活力。从史学的社会功能来看，这要求我们认识到史学对于了解历史、观察现实、解喻人生的重要意义；认识到史学中所蕴含的智慧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们最基本的素养之一。

中国史学史研究同任何其他学术研究一样，不能不讲究研究方法。然而，说到研究方法，我觉得很惭愧，一是不懂得新颖的方法，二是不精于传统的方法，只是恪守以勤补拙、自强不息的信念罢了。当然，这些年来的研究，也有一些做法和感受。我想，我所遵循和使用的方法，主要是辩证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以及比较的方法和考证的方法。这里我想讲讲我的一些具体做法。

第一，对于中国史学的认识一定要建立在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基础之上。因为，首先，一定的时代产生一定的史学，对时代特点认识不清，就不可能准确地阐说这个时代的史学特点。其次，任何关于史学的评价，归根到底都是以历史评价为前提。因此，要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有所创获，就应当在认识中国历史上多用些工夫。我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约八九年中，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我曾以此向白寿彝先生“诉苦”，说是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白先生却认为不仅没有耽误时间，而且对研究中国史学史大有益处。随着岁月的推移，我才逐渐领悟到这话的含义和分量。这些年来，我虽然不再讲授中国古代史的课程，但却仍然十分关注中国古代史领域研究的新进展，使自己随时补充新知，使中国史学史研究与之相适应。

第二，以研究一个时期或一个朝代的史学为立足点，进而纵向或横向深入发展，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路径之一。这是因为：中国史籍浩繁，任何个人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展开全面的研究，势必要有一个立足点，然后向外拓展。我们知道，对于一个时期或一个朝代的史学做深入的研究，大致可以获得对史学之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以此为出发点，可收举一反三之功。

第三，对于一个时期或一个朝代的史学的研究，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先做编年。做编年有两个好处：一是了解大势，二是发现问题。我在研究唐代史学之初，先读了有关的八九十种文献，做了十几万字的唐代史学编年。于是，大致了解了唐代史学发展的脉络，同时发现了二三十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收获之大是我始料所不及的。应当承认，这个方法很笨，但却是扎扎实实的。近些年来，南开大学杨翼骧教授编著了《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现已出版了第一、二、三册，足资参考，这是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第四，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专史，它同任何专史一样，贵在通识。因此，对于任何时期之史学的研究，对于任何史家、史著的研究，一是要根据那个时期的历史条件去评价，二是要置于中国史学发展总体中去评价，这样才可能避免或减少片面与夸大，不至于在评价中否定前人、无视后人，产生这样那样的偏颇。中国史籍的浩繁，以致任何人都难以达到真正的“通识”。因此，“通识”只是相对的，但“通识”的意识和要求，却不可没有。踏上走向“通识”的道路没有捷径，多读书、多思考是唯一可靠而有效的方法。

第五，要关注当代史学的发展。关注当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关心当代人的著作，重视研究现实问题。当代人要读当代书，要研究现实问题，这好像是不成问题的事情。其实，也不尽然，我们有一些研究历史的朋友，却未必都对当代感兴趣。这实际上就等于把自己封锁在小楼里了，不能广泛地吸取今人的成果。治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忽视今人的著作，不去汲取今人的研究成果，是难于在学术上有大作为的。关注当代史学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营造良好的、健康的学术氛围，重视史学评论工作。学术上的繁荣进步，要靠评论工作来促进。怎样开展评论呢？最重要的是要实事求是。赞扬，但不捧场；批评，但不挑眼。要造成这样一种学风：一部著作出版了，有人关心，有人过问。我们研究史学史的人，更要关心。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自己的提高，而且对作者和广大读者都有益处。可以肯定地说，正常的史学批评的开展，健康的学术氛围的形成，是推动史学发展的动力之一，是史学工作者关注当代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史学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六，历史研究成果的表述形式是史学工作的重要环节，把文章写好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功。学术论文贵在平实，切忌华丽辞藻的堆砌和各种新式语汇的排比。对材料要分清主次，不能平摆。话不要说得太满，要以商量的口吻，平等地进行交流。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太史公也强调“心知其意”。在实践中要多一点悟性，有了较深刻的感悟，再去实践，如此反复，就会不断提高。

第七，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世界各国所仅见。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有些已经落后了，没有继承的必要了，但优秀的遗产十分丰富，在当代仍然有活泼的生命力和现实价值。因此，当我们还没有认识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要轻易地去否定古代史学。因为那样做，不仅反映出自身的浅薄，而且无益于一般读者。中国史学是中国历史的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神圣的。尽管它有缺点、有局限，但这并不会改变它的神圣性和固有的价值。

问：从全局来说，您怎样看待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答：作为近代学科史之一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是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提出来的，30、40年代是草创时期，50年代显得寥落，60年代初是一个比较活跃的阶段，“**”10年陷于沉寂。80、90年代，中国史学史有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史学史研究迎来了它的春天，进入了它的建设时期。它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研究步伐的加快。第二是研究队伍的扩大，这两点我就不细说了。第三是研究领域的拓展。从时限上看，中国史学上自古代、下至近现代以至于当代，都成为研究的对象。从内容上看，研究者大都力图走出史官、史家、史著的模式，而关注史学发展的脉络及其阶段性的特点，关注史学思想的演变，关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有通叙史学之整体发展趋势者，也有着重论述某一断代史学面貌者，有着重爬梳史学流派而分别予以评价者，也有就某一史家或史著写成专著者；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还有就少数民族的史学做专门研究者。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看，有论文，有专著，有教材，有专题论集，有综合论集，有史家评传集，有史著评介集，有资料编年，有史家词典，有史学史辞典，有史著解题等。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有了很大发展。第四是研究成果丰硕。自1980年至2000年以“史学史”名书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有20种左右；如果把多种表现形式的著作统计在内，其数量当有百余种之多，而论文则在千篇以上。第五是突出了理论色彩。主要表现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提出与探索的理论问题很多，大致围绕着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原则与致用目的的关系、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传统史学在当代史学建设中的地位等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当然，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发展趋势下，也存在不少问题。我看目前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至少还存在如下几个问题。一是重复研究过多，创新意识不够。二是个案研究、具体研究多，而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整体研究显得不足。三是现实感比较淡薄，与现实社会的发展有些脱节。四是史学评论滞后，争鸣、商榷文章很少。五是中国史学史还没有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结构恢廓的鸿篇巨制，这同浩如烟海的史学遗产很不相称。

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未来的走向，现在也只能作一个大概的估量。我认为在21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在继承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呈现出这样的发展前景。

一是继续开拓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诸如加强对断代史学史及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翔实的、有分量的断代史学史专著，这主要源于我们对史学认识不够深刻。而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则更为薄弱，这是因为研究史学史的不懂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而懂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却对史学史很陌生。应当看到，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空间。

二是加强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及其理论的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主要讲的是史书的体裁、体例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史书之外部形式和内部结构。在这方面中国传统史学有丰富的遗产，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们认识中国史学史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对史注、史表的研究也很缺乏，史注、史表不仅是反映了对历史的一种认识，而且也是文化传承的一种媒介和积累，但是我们还没有从史学史的角度进行整理和研究。

三是深入研究理论，即对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研究。历史理论研究应该向着历史哲学方面发展，这对推进中国史学史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研究历史理论，应该首先从研究中国历史理论入手。研究中国历史理论，就要弄清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哪些范畴？如司马迁《史记》中所讲的“势”“天人”“古今”“物盛而衰”，以及后来人们所讲的“理”与“道”，再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还有“天时、地利、人和”等，这些概念是否可以作为稳定的范畴提出来，至今还是若明若暗。除了范畴之外，还有一些重大问题，如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人口状况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都还有待于从史学史上做更加深入的探讨。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也是很不够的，同样都有很大的研究余地。总的说来，从理论的层面上看，我们同当代西方史学比较起来，有明显的不足和差距，无法与人家在同一水平上进行对话。这种情况应当有所改变。

五是加强史学史研究与史学理论研究的结合、中国史学研究与外国史学研究的结合。史学史研究与史学理论研究的结合，是把史学史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也使史学理论研究有更深厚的根基。中国史学研究与外国史学研究的结合，是为了让外国同行更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成就，同时也使我们从外国史学中获得启迪，以推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问：人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史学有什么用？”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答：这个问题问得好。从孔子、孟子、司马迁以来，2000多年了，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有许多讨论，我认为可以就这个问题写一本专书。史学的作用有丰富的内涵，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史学同社会的结合，同人生的结合，同国家与民族命运的结合。史学究竟有什么用？这是许多人包括一些史学工作者甚感困惑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不仅是“史学危机”，恐怕更是民族的悲哀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史学著作的大量引进，人们可以读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种种解释，同时，也伴随着产生了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种种误解，有些误解至今仍然存在。比如，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是“资治”史学、“劝诫”史学，因而在今天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地方。中国古代史学确有资治、劝诫的功能，但它的功能绝不止于此，它在今天也还有现实的价值。1991年，我发表了《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一文，从进取精神、凝聚意识、历史智慧三个方面，论述了传统史学中的优秀部分在当代的现实意义，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1994年，我出版了《历史·现实·人生——史学的沉思》一本小书，这是专门论述史学社会功用的著作。这本书依据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试图通过深入浅出的叙述和阐释，说明史学在人们思想历程的发展上所占有的位置，说明史学同社会、文化、人生的关系，从而说明史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现实、人生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对于促进社会进步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它首先论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深刻历史意识的伟大的民族，以及人们的历史意识的发展同人们社会实践的关系。其次论述了史学与认识历史、史学与社会进步、史学与文化发展、史学与人生修养、史学与历史教育等问题。这书在理论上的特点是：强调人们的历史活动是人们的历史意识产生的前提，而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则是史学的社会作用得以发挥出来的前提，人们重视历史则不能不重视史学，其理固无疑义。这本小书在帮助人们对历史科学与现实历史运动之关系的认识方面，提供了理论上和历史上的较有系统的说明，从而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历史科学与社会实践之密切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进而对史学的社会功能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答：在今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我将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遗产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遗产研究。前者旨在说明中国古代的人们对史学如何认识，这和今天史学理论建设有关，因为这可以从古代史学遗产中得到启发，丰富和深化我们的研究。后者则着眼于中国古代的人们对历史怎样认识，这和历史理论建设有关。这两件工作完成之后，下一步做些什么，还要视当时情况来决定。

我认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当然也包括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希望都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青年史学工作者在新的世纪里，在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时代，如何提高自己的学养，更好地发展自己，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我想到几点建议。

第一，研究方向要明确。坚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向，并且能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应当是明智的选择。我想，如果不坚持这一点，中国学者在国际史坛上要有自己的地位是比较困难的。

第二，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可行的计划。目标，是研究领域和成果设想；计划，是实现目标的步骤，也是学术积累的过程。有计划的学术积累对于学术成长非常重要。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始终需要有一个计划，在这个计划范围内做不懈的努力。这是因为中国史学史研究不仅需要读许多书，而且要懂历史，还需要有理论修养，除了奋发上进以外，还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这也可以看作自我鞭策的手段之一。

第三，要明确史学史是研究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而史学的发展过程是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始终不应该忘记紧紧把握史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克服所谓“纯学术”的倾向。我们只有明确地认清这个问题，才能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才能自觉地以专业知识去影响社会，参与社会实践，促进社会进步。

第四，不要赶时髦，更不要媚俗。应该敢讲一点不同的意见，有独立的见解和创新的精神，同时又能虚心地看待自己、看待他人。惟其如此，才能有利于自己在学术上的健康发展，才能在学术上做出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贡献。

近几年，人们都在讲学风，这很必要。上面说的这几条，都是关乎学风建设的问题。我不惮其烦地说这些，就是觉得这些都很重要。

最后，我想说的是：历史在继续，史学在继续，史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崇高追求与历史同在，与史学同在。我谨以此和青年史学工作者共勉。

[1]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