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匹磾是在二月中旬幽禁了刘琨的，其后温峤南下、北归，约摸两个月的时间，时序很快便迈入了这一年的仲夏五月。

在这段时间里，各方情势还算安稳，中原地区难得地太平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去岁和年初两场大仗，几乎把各方势力所积聚的力量都消耗了大半，亟欲进入一段稳定的积储期——尤以平阳政权为甚。

唯一的小规模战事，发生在河东地区，甄随既然听闻祖逖已退羯师，又得了裴该的催促，他便快速进军，收复了解县和猗氏，进逼安邑。胡汉在河东郡内的军事力量齐集安邑，严防死守，甄随攻了数日，见不易下——他本人并不擅长攻城战——便即转向，抄掠乡间，然后南下攻克了茅津附近的大阳县。

同时李矩派遣郭诵率兵西出，攻破了王屋山南麓的东垣县，与关中势力连成一气。至此河东郡唯安邑和其北的闻喜、汾阴三县，尚在胡军手中。但三县中豪门大户，除裴氏外，多数背反，呼应晋军，导致胡兵不敢出城一步。

秦州方面，裴粹姗姗来迟，终于抵达了冀县——裴该怀疑这位叔父是在观望成败，估计自己若不击退胡军，他绝不肯自凉州南下——与裴嶷交接过了，裴文冀乃得返回长安。裴该遂与裴嶷等人反复商讨后，重新梳理了关中的政权体系。

与刘琨相同，裴该脑袋上也同时戴着好几顶帽子，手下好几套班子，只是相互交叉，实际上在一起办公，并不存在互不统属的问题，但他仍然觉得如此下去，必然会引发职权不明、人浮于事的问题，因此尝试统合之。

原本裴该初建行台于长安，政治改革的步伐还不敢迈得太大，如今留镇关中，忽忽已将一岁，加之挫败胡师，威望正在如日中天的时候，裴嶷因此奉劝：“明公此时不尽更旧制，更待何时啊？”

尤其这会儿梁芬、荀崧尚在，有什么事儿都方便给你兜着，即便你自己出台一套新体制，他们也能劝说天子，让你顺利通过。倘若再过几年，梁、荀总有退休或者改任的时候——以最近祖约逐李容的趋势来看，朝中的均势恐怕维持不了太长时间——到时候必然难办哪。

于是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划，正式向朝廷上奏，为了统合关中各部门，行台仿朝廷制度，新命一套官职体系。

行台制度虽然始于魏晋，但当时还不完善，基本上是把朝廷官僚一分为二，行在和行台各执一部分——而裴该此前却把整个朝廷系统打包全都给发洛阳去了。在原本历史上，到了北魏时期，于地方上建大行台——其实就是后世行省的雏形——大行台的班子与中央毫无二致，也就是说，大行台也命尚书，分曹理事，甚至于还可能有中书省、秘书省……

而以目前的状况，裴该还不可能那么办——而且他也不打算那么办——于是便在幕府名目下，用旧瓶装了新酒。

晋制，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府中设长史一人，加兵者，增设司马一人，皆秩千石；其下有从事中郎二人，秩比千石；再下是主簿、记室督、西东曹掾、户仓贼曹令史属等职。裴该仍使裴嶷为长史，陶侃为司马，分掌民政和军事；另以裴诜、王贡二人为从事中郎，实掌监察幕府诸事，以及对外情报工作。

而于长史、司马之下，则仿效中央，设尚书，分曹理事——当然啦，名字得换一个。

尚书由台而省，从内朝转为外朝，制度是在逐步完善的，此际尚无后世六部之别，而设诸曹——据说汉末曾有人说过，尚书分曹理事，是预示着曹氏当兴，甚至代汉……

尚书初设于秦代，隶少府；汉武帝开始作为内朝班底；汉成帝时始分五曹，其后历有增减，晋初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六曹，而今则为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曹。此外，晋武帝还析分六曹为直事、殿中、祠部、仪曹等总共三十五曹，置尚书郎二十三人，更相统摄；如今则省为二十六曹（主要是兵权多外放，尚书省于军政上被迫缩编），置二十六郎。

裴该在行台分部门办公，就不便再以曹名了，他干脆套用后世的“部”名，各部首脑称掾，秩比千石。

——这是给朝廷打的报告，分的级别，实际上在行台内部，长史、司马皆列三品正卿，从事中郎与各部掾列四品亚卿。

长史下属七部，分别为：吏部，掌选举和官员的考绩，吏部掾为周铸周子锋；民部，掌民事，民部掾为裴通裴行之……

——裴通本为尚书郎，但是后来裴该把另两名从兄弟裴暅、裴彬也都塞进尚书省去了，裴通被迫整天要瞧那俩嫡派的兄长、从兄脸色，干脆辞职，转投大司马幕府。

度部，掌财税，度部掾为柳卓柳子高；刑部，掌刑罚、辞讼，刑部掾为韦泓韦深之；工部，掌营造、修缮，工部掾为徐渝徐子垠；虞部，掌山林水泽及矿藏，虞部掾为柳习柳季言；商部，掌流通事，商部掾为路德路陆修。

——本来裴该打算任命郁翎负责商部的，但那家伙最近官商做得不亦乐乎，财富滚雪球一般增值，实在没心思坐衙任官，反复推辞，裴该也只得暂且作罢。

相比中央尚书台，这套行台的民政系统缺少主掌典礼、祭祀的部门，这是因为祭由天子，这方面职权，裴该不宜篡夺——再者说了，典礼可以暂归民部，至于祭祀，他还真没这方面需要。

司马下属五部，分别为：兵部，掌军政，兵部掾为辛攀辛怀远；枢部，掌军令，枢部掾为郭默郭思道；警部，掌地方治安事，各郡县戍守军亦受统辖，警部掾为李矩李茂约；屯部，掌屯田事（这部分将随着分田编民，徐徐转归民部），屯部掾为辛明辛鉴旷；行部，掌联络及外族事（因为不能算外交，也非理藩，故此不可名为鸿胪或典客，乃套用汉代大行令之名，称行部），行部掾为游遐游子远。

此外，保留记事部门，为大司马秘书，以郭璞郭景纯担任记事督，为五品上大夫。

军队方面，三军帅、佐及司马不变。中军辖一、二两旅，第一旅以甄随为帅，姚弋仲为佐，下辖劫火营（即第一营）和二、三两营；第二旅以王泽为帅，谢风为佐，下辖摘星营（谢风兼任其督）、劫火左营和灞上营。前军辖第三旅，陆和为帅，高乐为佐，下辖武林营、武林右营和雷霆营。后军辖第四旅，陆衍为帅，董彪为佐，下辖厉风营、蓬山营和第十二营。

——部分左右为名的营头合编，即舍其号。

单设骑兵旅，北宫纯为帅，罗尧为佐，下辖骐骥营和骑兵第二营。改部曲营为警卫营，仍以文朗为营督。

各营营督以上多为少将衔，只有两个例外，一是第一旅旅佐姚弋仲，资历尚浅，不过他是从部曲营外放的，故此以上尉低衔而行高职；二是厉风营督周晋，以其前败，弃守夏阳，故此也只授上尉衔。

定官分职之后，裴该便将陶侃、郭默二军帅尽皆召还长安，使就任司马与枢部掾——驻安定之前军，暂由军佐陆和统领，驻冯翊之后军，暂由军佐刘夜堂统领。这是为了避免将领军阀化，尤其陶、郭二人皆非裴该原从——并不是说若非原从班底必信不过，问题那二位成名都在裴该守徐之前，不但威名素著，易为军民所拥戴，而且本来就有军阀化的倾向；不似原从诸将，多为白身从军，根基较浅，抑且在进入关中之前，一直接受裴该垂直领导，“兵为将有”的观念也要相对淡薄一些。

可是裴该没有想到，陶士行竟然抱子而归！

陶侃本籍鄱阳郡枭阳县，后来徙居庐江郡寻阳县，其父陶丹，为东吴的扬武将军，其兄陶操，按照当时的惯例，长时间在武昌为质，这二位入晋后皆未出仕。因而陶氏贫寒，陶侃本人是从寻阳县中小吏起家的，适逢乱世，遂得乘时而起，青云直上。他娶妻龚氏，生育数子，后来富贵了纳妾、拥婢，又生数子，加起来竟有九人之多——据说女儿数量更多！

陶侃当日是孤身跑来徐州履任的，把妻妾、子女全都留在了江东。据裴该所知，其长子陶洪曾为司马睿掾，早卒，次子陶瞻娶周访之女为妻，如今在周访军中为参军事，其下活着的尚有五子，多在郡县任小吏。其妻龚氏，则是在陶侃北渡后不久去世的。

所以陶士行孤零零一个人北渡，后来又孤零零一个人追随裴该，杀入关中，等到局势略微稳定一些，自然难免“寡人有疾”，即在驻大荔时，又择当地士人之女，纳了两房妾室。然而裴该想不到的是，以陶侃的年龄——本年论虚岁已六十整了——竟然还能使妾室有身，并且真的又生下了一个儿子来！

这老家伙体格还真好啊！我是不是也要学着他每天早上起来搬砖呢……

陶侃新诞之子，排行第十，起名为“胡奴”——这是因为儿子降生的时候，老爹正在率军抵御胡寇，因此才起了这么一个“恶名”。他若不提儿子之名，还则罢了，一提“胡奴”二字，裴该不禁恍然——敢情是那小子啊！

《世说新语》中记载过这个“陶胡奴”（陶范）的轶事，一则说袁宏做《东征赋》，却偏偏不提陶侃，胡奴就把他引诱到偏狭的小屋里，以白刃相加，逼他把老爹的事迹给添加进去；二则说王胡之困窘于东山，胡奴时为乌程令，派人送了一船米给他，王胡之坚决不受，说我要缺吃的就去问谢家要了，干嘛要你陶家的米啊？

这说明了陶氏寒门庶族，即便陶侃在东晋官至侍中、太尉，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照样被袁、王等豪门瞧不起。不过历史已被改变，如今的世族排序、升降名次，都操于裴该之手，鄱阳陶位列第五十二名——其实本来想拉到三十名以内的，陶侃坚辞不受——也算是中上等门户了。即便一时难以服众，时间一长，自然习惯成自然，相信胡奴长大之后，不会再遭人白眼吧——起码遭不到琅琊王姓的白眼。

裴该因而问陶侃：“君诸子在南，无所展布，何不召入关中，受我幕府之职啊？”

陶侃推辞道：“犬子唯道真（陶瞻）勉强可用，然而见在周士达幕中，不便相召；余皆碌碌，怎敢滥竽充数，忝受大司马之禄呢？”

其实他原本是计划着叫一两个儿子北上的，目的不是为了出仕，也不是为了照顾自身起居，而是打算押给裴该做人质。裴该反复打散、整编各营，本是为了避免部属军阀化倾向，但无论甄随还是陶侃，因其时代的局限性，全都理解不了，还以为是大司马担心权柄下移，故而多疑多忌，信不过咱们……

陶侃初为王敦所排挤，被迫渡江之时，还颓丧地认定自己前途基本上算是完了，他可没想到，以徐、兖之兵，积聚短短数年之后，便可直取洛阳，克复中原。所以原本只想着在下邳内史的职务上随便呆两年，然后我就辞职回乡下老家去——终究五十多岁啦，去日无多，何必再辛苦奔波呢？

谁成想一口气就杀到了关中来，并且逐渐站稳了脚跟，裴该还授以重任，使为幕府司马，实统大司马后军。陶士行的雄心壮志，就此重又泛起，心说廉颇老尚能饭，王翦白发灭楚，赵充国年逾七十，尚能为国守边，我身子骨那么好，说不定还能有七八年甚至十来年可蹦跶呢；且就时局而论，我之事业，当在中原，估计短时间内是回不去老家了。

既然如此，不如召一二子前来，任质于大司马，使他可以放心吧。

原本是这么计划的，但还没来得及写信叫儿子，新妾便又诞育一子。陶侃心说妥了，我就把这个小儿子养在长安城中，充作人质，大司马乃可释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