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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宁便民而不便官


邓岳原本打算,若是苏峻强攻拿不下合肥城,那我就只能用水师去攻合肥水门了——多少还是有些胜算的。只是如今华援已到,军又齐整,则我军即便拿下合肥,又有什么意义啊?

合肥城位于江、淮之间,临近巢湖,周边虽然多是平原地形,水网却相对密集,理论上利于南方步兵,而不利于北方骑兵,故而三国时代,始终是魏、吴争夺的焦点。满宠因之而废旧合肥城,挑选地势更险要处,建此合肥新城,堞高橹密,实非易取之处。

王敦此次北伐,完全是因应苏峻所请,复听从了钱凤所言,来趁乱占便宜的,故此发兵不足两万,其实并无深入华境的决心。倘若苏峻食言不肯来援或者起码配合呼应,则原计划止步于巢湖以南地区,争取只吃下一个庐江郡;是因为苏峻率三万兵马来合,这才有了强攻合肥,进取淮南的信心。

然而华援已至,青州兵又已败退,邓岳自思,我即便拿下合肥,也不敢再前出一步,且还需留兵驻守。合肥位置很重要,必然成为长期争夺之处,但以江南目前的状况而言,实在不宜跟华人拼消耗啊……

于是遣人禀报王敦,建议撤兵,独留苏峻守在江北。

数日之内,双方对峙不动,青州军残部和晋人自然不敢再攻城了,陆衍顾虑到施水上的舰船,也不便接近岸边。苏峻见此状,不禁慨叹道:“邓伯山已有退兵之意了吧……”他如今所部士卒陆续跑散,剩下的不过六七千人而已——多是起家旧部,或者东镇后才从青、徐招募上来的——估计靠这点儿人马,不仅守不住庐江郡,也守不住徐州南部的广陵、临淮、下邳等处啊。

于是亦行文王敦,请求退向江南。

沈充不建议让苏峻过江,他说:“此子豺狼之性,只可以利诱之,不可寄托腹心,若许其渡江,不便安置,将来必为国家之患。”

钱凤却说:“若留苏峻在北,恐亦难久守,则大将军此番出师,近乎劳而无功。若拔庐江百姓南徙,并容留苏峻数千兵,稍有所得,可以振军威,并坚晋王守江之心。苏峻所部多北人,既归江南,人地两疏,有何难制啊?如何会成为国家之患?”

王敦素信钱凤,至于沈充……前阵子他利用沈充而“兵谏”司马睿,事后不得不破灭吴兴周氏,然后漏点儿利益给沈氏,使得沈氏之力更盛。那么对于一个无根基、无兵权,只能依靠自己的钱世仪,和一个根基深厚,本身私兵不下四五千数,随时都可能扯旗自己干的沈士居,谁更可信,那还用说吗?

因而王敦最终还是信用了钱凤之言,下令邓岳、苏峻自合肥城下撤退,并迁徙临湖、襄安和皖县数千家百姓,归于江南。陆衍趁机收复了庐江,并且东指徐州。

可是他晚了一步,谢风得到谢鲲的求救,已然先期自青州南下了——因为羯赵主力被压缩到了襄国,导致冀州方面再无大敌,谢风原计划是想趁机渡河去收复厌次等地的,因而多方筹措粮草,出兵的准备颇为充分。他甚至于请求历城的冯龙也发兵协助平定徐州之乱。

冯龙素恶苏峻,一听说啥,去打苏峻?当即首肯。于是合兵一万五千之众,几乎是倾巢而出,急驰而向下邳。马雄据守下邳不过五六日,听说苏峻已然败退江南,而当面敌军又甚勇锐,乃不敢久持,亦于途抢掠后自江都渡江而南。

苏峻残部六七千,屯扎在宣城郡内;马雄所部三四千,则屯扎在毗陵郡中,正好把建康城给夹在中间。邓岳因此规劝王敦警惕,王敦遂请建康政权下诏,拜苏峻冠军将军、徐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封邵陵郡公,使其南下新安;拜马雄安集将军、历阳内史(跟苏峻的徐州刺史一样,都是遥领),封将乐侯,使其南守会稽。

打算先把他们都赶离建康周边,然后再尝试徐徐分化瓦解之,夺其兵柄。

至于华朝方面,自然褫夺苏峻及其所部将吏的一切职、爵,命陆衍为徐州及豫东二郡都督——并将冯龙拨其麾下,为的是把“复仇军”从老窝历城调开。匡氏父子反正有功,使即入京受赏。

匡术有些担心,乃往恳求陆衍、王贡,说我此前从贼,并未能立大功以尽赎前愆,无颜去见天子……您帮忙跟朝廷说说,我先不进京成吗?王贡笑道:“将军何必顾虑。天子御下宽厚,将军既反正来投,自可放心进京,朝廷当予犒赏,岂有加害之理啊?”

随即面色一板,又威吓道:“昔日苏峻若肯归洛觐见,天子必寄付重任,何至于因疑忌而生乱心,进而败逃江南哪?将军若不归洛,乃是疑忌朝廷,则尚望朝廷信任将军么?!终究为苏峻故将,难道朝廷会让将军留在徐、豫,再做下一个苏峻不成?!”

匡术吓得一头的冷汗,只得将兵马交给陆衍,复与其子匡孝一起跟随王贡还洛。王贡与陆衍勘测地形,反复商议后,上奏朝廷,说待等国家安定中原,必然要平定江东,但无舟船,长江难渡。不如在巢湖建造战船,训练水师,以备不时之用。

裴该即命以卫循为水师都督,使其前往巢湖,造船练兵。

卫循卫因之在晋时即任淮海都督,主要负责东海上南北商旅的管理,以及青州几个港口和“海军”的建设。然而其成绩却并不如裴该之意——商业倒是管得不错,海上舟师却始终强盛不起来啊,那家伙究竟把精力和钱粮都花到哪儿去了?

等到代晋之后,建康政权不从王化,则那些吴郡、吴兴、会稽等地的海商,处境就非常尴尬了。绝大多数商团假装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继续与青、徐、幽、平,乃至三韩贸易——既然晋王没有严令禁止,华人又不拦阻,还照旧有定额收税,那咱们又何必因为政治纷争而放弃发财的机会哪?

但也有部分豪强趁机干起了海盗的勾当,劫掠所遇商船——谁管是哪方的,即便同一郡里出来,只要不属我家,皆可攻夺。卫循手上本来就没有多少能战之船,基本上难以遏阻其势,全靠南方豪族自发联合起来,形成类似于同业公会的组织,往往聚集大小船只十数条一起北向,才使得海盗行为渐趋式微。

所以说,南商不需要官家管理,自己就能够把海贸给搞得风声水起了,卫循因为不能禁绝海寇,威望下降,逐渐的只能在青州几个中继港口引水、抽税,而无法再掌控海贸。裴该考虑到,即便零星海盗,暂时也还不敢上岸抢掠——况且从长江直到马訾水(鸭绿江),目前只在山东半岛的曲成、黄县有几个中继港口,其余地区沿岸十里内甚至更远处,除了有官军设防的盐场外,就少有村镇和居民,即便海盗上岸,也抢不到多少东西啊——则大力发展海军并无紧迫性,因而才转调卫循于巢湖。

一方面,卫因之好歹负责过海贸,对于舟船的建造和管理,颇积累了一些经验;另方面,他当淮海都督时间也不短了,又曾经跟苏峻打得火热,则不趁机换个地方,怕会形成割据之势。

——即便无土地、无兵马,但长期把持一个部门甚至一个领域,上下皆其私人,朝命难以贯彻,同样可以称之为“割据”。

曾经有官吏上奏,希望能够关闭黄县等处港口,禁绝海贸,以免资敌——因为绝大多数海商都来自于江南,尤以卫循出身的会稽郡为甚。对此裴该分析道:“海商取江南之货,转输辽东,复将东北之货,转归江南,确乎获利甚丰,倘若把持在司马睿或王氏手中,确实不得不加以制约。然而建康见不及此,或者虽有心而无力,则贸易所得不能尽为彼等所用,有何可虑啊?

“建康不过于海贸中抽些赋税罢了,我朝在黄县、曲成等处亦抽税,足可抵过。况乎江南豪族,相互勾连,各恃徒党,既不肯全受建康之制,复贿上欺下,隐匿财产,偷逃税项。据报,建康从中所得,尚不足我朝三分之一。则是海贸之利,我得其三,敌只得其一,如此好事,岂容废罢?

“再者,海商自南来,入于青州诸港时,必将建康内情,通报于我;而我将来定南时,也可以关闭青州诸港为要挟,使彼为我内应——此天然之间者也,何必拒之于千里之外?”

至于海上贸易的两个终点——交、广和平州、三韩,本来就很偏远贫瘠,还用担心他们靠着海贸能够很快富庶起来吗?根本不必加以考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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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政权的逐渐完善,裴该得以彻底从细务中抽身出来,而只负责大政方针的制定和重要事务的督责,倒是比在长安时要轻松一些了。

好比说,他诏下工部,使规划长安新都的建设,工部尚书徐渝动作倒是很快,才开春后不久,便将图样草稿呈递了上来,裴该一连花了好几天的时间,逐一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要他加以修改。

按照裴该的意思,这座新都乃是“仿造”唐长安城而建的——当然啦,除了他以外,没人知道唐长安城是什么模样、规制——依从汉、魏旧例,并设置宫城、皇城、外城三部分,宫城和皇城位于城市正北方。

最早可以考证的都城,乃是周代的镐京和洛邑,形制还很原始。所谓“城池”,初始与贵族庄院差相仿佛,不过是围道土墙,以保卫贵人及依附奴婢的起居处罢了,没有庶民的位置。其后庶民逐渐傍城而居,亦以栅栏自护,就跟今日的建康城似的。周有天下,始将其都建成小城大郭的形态,但都是依地势而布局,并无一定之规。

其后部分城池,尤其是都城的人口逐渐增多,规模也渐增大,但直到西汉朝的长安城,依然以宫城为核心,官署随处布设,既无皇城,外城占地也并不比宫城大多少。而且汉长安城秉持着西南为长者居的旧俗,基本上还是坐西朝东的布局。

到了东汉的都城洛阳,为了显耀皇权,方才改基本布局为坐北朝南,但宫城仍居城池中心位置。唯曹操建邺城,才将宫城移至城池北部中央。原本历史上,要等拓跋氏入主中原,营建新洛阳城,始将朝廷官署全都设置在宫城南面的东西两侧,并逐渐演化成了隋唐以后的“皇城”。

皇城的产生,主要目的是将主要官署聚集起来,便于日常政事的处理——不必要两个部门一在城东,一在城西,还得驾车来往才能相互沟通了——更方便统一警护。这个道理,自然对徐渝是一说就通。

但另外一个道理,就不怎么说得通了。此前的城池多采取里坊制,即将居民区和商业区(市)严格分别开来,并且居民区之间也相互隔离,入夜后关闭坊门,不使随意通行。这当然是为了方便管理,禁绝盗寇了,唐代长安城即为最规整和严格的里坊制。

裴该要求不设坊墙,且许商贾在通衢大道两侧,任意赁屋开店,这是徐渝所无法理解的。他说:“若不分里,则不易警护,易**宄;不设市,亦不便管理,难以征税啊。陛下三思。”

裴该笑笑说:“不分里,为居民来往便利也,至于如何警护,防查奸宄,此警部之责,非关卿事。不设市,为便商也,至于管理和征税,此虞部之责,卿亦不必过虑。”随即召来虞部侍郎郁翎,问他说你站在商人的立场来考虑,是设市为好啊,不设市为好啊?

郁子羽回答说:“若以虞部吏而言,以设市为便;以商贾而言,以不设市为便。”

裴该说这就对了嘛——“我宁便民而不便官。民便则喜,必肯守律,而奸宄难生;官吏便,则民必怨,岂有民怨之国,而能长久者乎?”

不过裴该也考虑到,唐代长安城终究是数百年后的产物,推倒里坊制更近乎千年之后,以目前人口数和城市、商业规模而言,自己的想法未免有些超前了。所以他命徐渝设计的长安城,也比唐时规模为小,面积仅仅五十平方公里左右。趁机也可以避开城北最低洼潮湿之处,不必要跟唐太宗似的,被迫再于城北兴建一座大明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