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31日,清晨六点二十分。
林晚照站在县火车站月台上,手里攥着那张硬纸板车票,票面上用蓝色油墨印着:红星县—省城,硬座,14车厢27号。冬日的晨光稀薄得可怜,月台上的水银灯还没熄,惨白的光混着晨曦,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青白。
李明在她身边,穿着呢子大衣,围巾依旧裹得严实。他手里提着个黑色人造革公文包,包边角的金属扣在灯光下泛着冷光。他不说话,只是偶尔抬手看表——那是一块上海牌手表,表盘在袖口若隐若现。
“还有八分钟。”他终于开口,声音里听不出情绪。
林晚照点点头。她的行李很简单,就一个帆布挎包,里面装着换洗衣物和干粮。郑卫国给的信号干扰器被她缝在了棉袄内侧的口袋里,贴着胸口。银镯藏在袖子里,手腕上只露出一截磨白的棉袄袖口。
月台上人不少,都是赶早班车的。有背着麻袋的农民,有拎着网兜的干部模样的人,还有几个穿着军装的小战士。空气里混杂着煤烟味、人体气味和廉价烟草的味道。远处传来蒸汽机车的汽笛声,沉闷,悠长,像某种巨兽的叹息。
火车进站了。绿皮车厢,窗户上结着霜花,车头上“东方红”三个红色大字在晨光里格外醒目。车厢门打开,人群开始拥挤。
李明让林晚照走在前面。她挤上车,找到14车厢。硬座车厢里已经坐了七成人,长条座椅上铺着深蓝色的人造革,有些地方已经开裂,露出里面发黄的海绵。行李架上塞满了包裹、麻袋、藤条箱。
27号是靠窗的位置。林晚照坐下,把挎包抱在怀里。李明坐在她旁边,靠过道。他放下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份报纸——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抓革命,促生产”。
火车缓缓开动。轮轨碰撞的哐当声有节奏地响起,车窗外的月台开始后退,越来越快。林晚照看着窗外,看着那些在晨光中迅速变小的房屋、树木、田野。
这是她来这个时代后,第一次离开红星公社所在的县域。
手腕上的银镯传来轻微的震动。不是预警,更像是一种……共鸣。随着火车远离红星县,震动在减弱,仿佛在告别。
树苗在她意识里苏醒了些。不再是沉睡的沉寂,而是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它传递来模糊的意念:移动……快……方向……
“我们在去省城的火车上。”林晚照用意识回应,“去救‘母亲’。”
树苗的意念波动了一下,传递来复杂的情绪:期待,担忧,还有一丝林晚照读不懂的……悲伤?
母亲……受苦……黑色……缠绕……
又是那个画面:黑色共生体,玻璃舱,蕾拉苍白的脸。
林晚照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车厢里的空气污浊,混合着煤烟、汗味和不知谁带的咸菜味。但她需要这真实的气味,需要这嘈杂的环境,来提醒自己——这一切不是梦。
“林同志晕车?”李明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林晚照睁开眼:“有点。”
“喝点水。”李明从公文包里拿出个军用水壶,拧开盖子递过来。水壶是铝制的,壶身上磕碰的痕迹不少,但擦得很干净。
林晚照犹豫了一下,接过水壶,抿了一小口。水是温的,带着一股淡淡的铁锈味。
“谢谢。”
“不客气。”李明收回水壶,盖好盖子,“从红星县到省城,要六个小时。你可以休息会儿。”
“睡不着。”
“也是。”李明笑了笑,重新拿起报纸,“那聊聊天?说说你的养猪场,以后有什么打算?”
他开始问一些看似随意的问题:养猪场的规模规划、饲料来源、防疫措施、销售渠道。问题都很专业,完全符合一个“农业记者”的身份。
林晚照谨慎地回答。每个答案都控制在公开信息范围内,不透露任何可能被抓住把柄的细节。她的语气平静,但脑子里的弦绷得很紧——李明在试探,她在防守。
这种对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火车穿过田野,穿过村庄,偶尔经过小站也不停,只是鸣着汽笛呼啸而过。窗外的景色从平原逐渐变成丘陵,雪还没化,满眼都是单调的白。
“林同志,”李明忽然换了个话题,“你对‘未来’怎么看?”
林晚照心里一紧:“未来?”
“对。”李明放下报纸,转向她,“不是个人的未来,是国家的未来。你觉得,五年后,十年后,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太敏感了。1975年,□□还没结束,“未来”是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词。
“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国家会越来越好。”林晚照给出标准答案。
“具体呢?”李明追问,“农村会怎么发展?农民的生活会怎么改善?你搞科学养猪,不就是想看到这些变化吗?”
他在引导。林晚照警惕起来。